全球T1DM负担将持续攀升，低收入国家相对增长最显著

T1DM流行病学数据稀缺，尤其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准确估计T1DM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对于制定地方和国家卫生政策以及应对世界卫生组织（WHO）全球糖尿病契约至关重要。Bjerregaard-Andersen等人[1]构建了DIAMOND-T1D模型，基于存量-流量原理，利用各国T1DM发病率数据、人口统计学和生存数据，结合年龄别发病率和死亡率假设，对1900~2050年的T1DM负担进行全球、区域和国家层面的估计。该模型已用丹麦和苏格兰的基于人群登记数据进行验证，并将以开放获取网络系统形式提供。

模型估计，全球每年T1DM新发病例将从2025年的532 970例上升至2049年的608 638例，T1DM患者人数将从980万增至1280万（图1）。大多数T1DM患者居住在高收入国家和中等收入国家，但T1DM患病率最大的相对增长预计将出现在低收入国家。2025年，0~19岁年龄组占新发病例的42%（高收入国家37%，低收入国家49%）。T1DM相关死亡将从2025年的353 449例增至2049年的531 095例，0~19岁组占全球T1DM死亡的15%（高收入国家4%，低收入国家34%）。该团队的患病率估计低于T1DM指数和全球疾病负担研究的现有估计，主要因为对T1DM患者（尤其是老年人和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生存率采取了更保守的假设。

图1. DIAMOND-T1D模型估计的全球T1DM发病率、患病率和死亡率

自身免疫家族史推高儿童T1DM风险，幼年时期关联最强

T1DM与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OAID）共同发生并显示家族聚集性；然而，这种关联是否随年龄变化尚不清楚。Witte等人[2]利用丹麦全国人口登记数据，从1998~2020年选取4个在标志年龄0、5、10和15岁时无糖尿病的儿童队列并随访5年，研究儿童T1DM发病率与OAID个人及家族病史的关系。

研究共纳入约150万儿童，使用开源糖尿病分类算法识别新发T1DM，并从丹麦国家患者登记中提取44种OAID数据。在标志年龄0、5、10和15岁时，T1DM发病率（每1万人年）分别为1.00例（95%CI：0.92~1.08）、2.36例（95%CI：2.24~2.47）、3.59例（95%CI：3.45~3.73）和2.28例（95%CI：2.17~2.40）。既往OAID不仅与一级亲属的T1DM发病率升高相关，也与二级亲属相关。这种关联强度随年龄逐渐减弱（图2）。在特定OAID方面，所有年龄队列中乳糜泻总加权病史均与T1DM发病率升高相关（IRR从0岁时的20.6降至15岁时的3.6），桥本甲状腺炎（IRR从10.1降至4.9）、Graves病（IRR从6.9降至2.7）和类风湿关节炎（IRR从10.1降至2.5）也呈现类似趋势。该团队认为，总体而言，有OAID家族史的个体T1DM风险更高。OAID与T1DM的共同病因基础（遗传和/或环境）主要在生命早期发挥作用。

图2. 按年龄分层的T1DM发病率比，分别针对索引个体中除T1DM外的任何自身免疫性疾病、任何一、二或三级患病亲属，以及总加权家族史，并校正年龄、性别、日历时间和原籍国

T1DM患者死亡风险是常人3.66倍，女性与早年诊断者更高

T1DM个体过早死亡风险升高。过去20年，糖尿病技术逐步应用于临床实践。因此，较近期诊断的个体受益于这些进展，可能获得更好的血糖控制，并最终降低死亡率。Vinograd等人[3]基于以色列全国第二大医疗服务机构的T1DM登记数据，纳入2000~2022年35岁前诊断的4299例T1DM患者和17 196例按性别和出生年份匹配的对照，评估T1DM患者的全因死亡风险。

在204 102人年随访期间，共发生112例死亡，T1DM患者和非T1DM个体的死亡率分别为每10万人年131.0例和43.3例。T1DM与更高的死亡风险相关（HR 3.66，95%CI：2.53~5.31），调整后仍一致。当分析仅限于无既存合并症的个体以及采用更严格T1DM定义时，该关联仍然存在。与匹配对照相比，女性T1DM患者的死亡风险高于男性（图3）。较早诊断的个体（2000~2010年）死亡风险（aHR=3.82）高于较晚诊断者（2011~2022年，aHR=2.54）。

图3. 评估死亡率与T1DM之间关联的Cox比例风险模型

*校正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出生国家和族裔；**校正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出生国家、族裔以及索引日期的BMI；f校正了居住地社会经济状况、出生国家、族裔、索引日期的BMI及健康相关行为（吸烟、酒精或药物滥用）

该团队指出，T1DM与更高的死亡风险相关，尤其是在女性中。虽然这种关联在较近年份有所减弱，但仍需持续优化糖尿病照护技术，尤其是高风险群体。

母体T1DM的“保护效应”有条件：宫内暴露是关键

与父亲或兄弟姐妹患T1DM相比，母亲患T1DM的个体，其T1DM风险较低，但原因尚不清楚。Allen等人[4]利用英国威尔士（n=1 148 455）和瑞典（n=2 679 164）两个全国性人群队列，探讨母体T1DM对子代T1D风险的“相对保护”现象及其机制。

研究发现，母亲患T1DM的个体，其T1DM风险低于父亲患病（瑞典aHR 0.86，P=0.005）或兄弟姐妹患病（威尔士0.56，P<0.001；瑞典0.46，P<0.001）。然而，这种母体保护仅在母亲于子代出生前诊断T1DM时才存在（瑞典aHR 0.80，P=0.001），若母亲在子代出生后诊断则无保护作用（aHR 1.17，P=0.132），且与母亲诊断年龄无关。此外，母亲患T2DM或妊娠糖尿病的子代，其T1DM风险轻度增加（威尔士1.40，P<0.001；瑞典1.19，P=0.011），父亲患T2DM的子代风险也增加（瑞典1.17，P=0.015）。

该团队认为，宫内暴露于母体T1DM是母体T1DM赋予子代相对保护的必要条件，若更大规模研究证实母体保护与母体T2DM无关，则暴露于母体高血糖不太可能是唯一驱动因素。

传统心血管风险模型在T1DM人群中“失灵”，CAC与HbA1c可补充

CVD限制生活质量和生存，其在T1DM中独特且加速的病程可能挑战标准风险预测模型。Trapani等人[5]利用糖尿病干预与并发症流行病学（EDIC）研究中1311例参与者的30年随访数据，评估Framingham风险评分（FRS）、ASCVD Risk Estimator Plus（ASCVD）、AHA PREVENT和Steno 1型风险引擎（ST1RE）等10年CVD风险预测模型在T1DM人群中的性能。

EDIC第20年时，该人群10年观察CVD风险比FRS预测高1.43倍，比ASCVD和PREVENT预测高2倍以上（RR分别为2.69和2.40），但低于ST1RE预测（RR 0.61-0.87）。ASCVD和PREVENT在男女两性中均低估风险，除ST1RE外所有模型均低估女性风险。各模型区分度中等（c统计量0.54~0.64），PREVENT表现最强。在被分类为低或中等预测风险的个体中，冠状动脉钙化（CAC）≥100 Agatston单位者的观察风险与高风险类别相当，CAC=0者则与低风险类别相当（图4）。基于CAC评分的风险重分类使最大c统计量从基线增至0.68。HbA1c（<7%、7%~8.4%或≥8.5%）同样增强了CVD风险预测能力。

图4. 不同CAC观察风险与不同预测风险的关系

该团队认为，在T1DM中，传统CVD风险预测模型性能有限。加入CAC和HbA1c风险增强因素可改善风险分类，但程度不如非T1DM人群。需要更准确、量身定制的风险估计，以在T1DM中早期实施风险缓解干预。

T1DM患者脱髓鞘疾病风险接近翻倍，女性尤为突出

T1DM是一种终身自身免疫性疾病，全球患病率不断上升。既往研究提示，T1DM患者易患后续自身免疫性疾病，如多发性硬化（MS）风险升高，但跨全年龄段及非MS脱髓鞘疾病的证据仍然有限。Lamy等人[6]利用美国MarketScan（2016-2023）和TriNetX（2016-2024）两个大型健康索赔数据库，分别纳入84 704例和176 100例T1DM患者及其匹配对照，评估T1DM患者中脱髓鞘疾病的发病率。

结果显示，T1DM队列的脱髓鞘疾病发病率在两个数据库中均显著高于非糖尿病队列（MarketScan：每10万人年56.29例；TriNetX：42.61例），调整后粗发病率比（IRR）分别为1.76和1.86。对于MS，T1DM患者IRR分别为1.71（MarketScan）和1.74（TriNetX）。其他中枢神经系统脱髓鞘疾病在T1DM患者中也显示高于对照的发病率（MarketScan IRR 1.78，TriNetX IRR 2.17）。性别分层分析显示，T1DM队列中女性发病率始终高于男性（MarketScan：每10万人年110.37例 vs. 56.28例；TriNetX：每10万人年98.23例 vs. 56.24例），表明女性T1DM患者发生脱髓鞘疾病的风险是男性的两倍。非糖尿病队列中也观察到类似模式但总体发病率较低。

结论指出，与非糖尿病个体相比，T1DM患者发生脱髓鞘疾病，尤其是MS的可能性几乎翻倍。两个大型独立数据库结果的一致性加强了这种关联的证据。这些发现与既往研究一致并扩展了其范围，强调临床医生需要密切监测T1DM患者尤其是女性的脱髓鞘疾病症状。

本专题的研究从不同维度描绘了T1DM的全生命周期图景。从全球负担的持续攀升到儿童期自身免疫共病的风险预警，从死亡差距中的性别差异到母体因素对子代的跨代影响，再到心血管和神经系统并发症的长期管理挑战，这些研究提示T1DM的管理需要超越单纯的血糖控制，涵盖从生命早期到老年、从个体到家庭的综合策略。特别是在资源匮乏地区和女性患者中，亟需更有针对性的干预和监测方案。

参考文献1. M. Bjerregaard-Andersen, et al. Global estimates of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type 1 diabetes incidence, prevalence and mortality: the DIAMOND-T1D model. EASD2026; OP 17.2. D.R. Witte, et al. Age-specific incidence of type 1 diabetes in children in relation with personal and familial autoimmune disease in the entire Danish population. EASD2026; OP 17.3. A. Vinograd, et al. Type 1 diabetes and the mortality gap: sex differences and temporal trends from a large-scale matched cohort study. EASD2026; OP 17.4. L.A. Allen, et al. Novel insights into relative maternal protection against offspring type 1 diabetes. EASD2026; OP 17.5. V.R. Trapani, et al. Cardiovascular disease risk prediction in type 1 diabetes over 30 years. EASD2026; OP 17.6. M. Lamy, et al. Incidence of demyelinating diseases in type 1 diabetes patients: a retrospective matched cohort study using Merative MarketScan health claims database and TriNetX Dataworks USA. EASD2026; OP 17.

本文仅供医疗卫生专业人士了解最新医药资讯参考使用，不代表本平台观点。该等信息不能以任何方式取代专业的医疗指导，也不应被视为诊疗建议，如果该信息被用于资讯以外的目的，本站及作者不承担相关责任。